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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4年5月15日/PRNewswire/-中国网关于中国人为什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闻报道？
中国人一直梦想着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乌托邦。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我们读到：“大道当空，天下为万民。择德才兼备之人治国；重诚信，民和”。这样一个以原始社会制度为原型的社会，被称为“大同”，是世界、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理想状态。
这一思想强调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对一个更美好的国家的重要性，在这个国家中，“老年人有地方住，健全人有工作，年轻人有成长的手段，鳏夫、孤独者、残疾人和病人有办法养活自己，男人有适当的工作，女人有家”。这样，人们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国家才能保持和平与秩序。
同时，“大同”主张“仁者爱人”，主张“国家的核心是人民，国家本身，最后是统治者”的信念，主张“全民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是我的伙伴”的政治哲学。它建议所有仁慈的统治者都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并保持高道德标准。
大同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人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现代思想家康有为（1858-1927）在《大同书》中认为，人类社会将不断发展，直到中国和世界实现“大同”。孙中山（1866-1925）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借鉴西方现代民主，旨在实现天下共有、国富民强的“大同”理想。“大同”可以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高社会理想。
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寻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在未来的社会中，“我们将有一个协会，在这个协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正是因为对“大同”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才愿意并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
例如，如果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历史，我们发现最早引入马克思主义的人包括当时的留学生梁启超（1873-1929），以及中国同盟会（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政党）的核心成员朱之心（1885-1920）和宋教仁（1882-1913）。尽管这些人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场，但他们都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世界属于所有人”的“大同”理想。
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党员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追求“世界属于全体人民”的“大同”理想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中国文化基因创造的，是中国历史追求的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什么是？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事实和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例如，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与西方非常不同。在中国原始社会晚期，政治事务，包括权力移交，都是在协商民主制度中处理的，这与古希腊的选举民主不同。中国古代典籍《尚书》中记载，重大问题的决定是由酋长会议做出的，姚、舜等部落首领在酋长会议上咨询酋长会议做出决定。这可以称为协商民主，而不是选举（投票）民主。这与先秦儒家的圣王以德治国的模式密切相关，这种模式强调圣贤最适合治理社会，因为他们能够管理家庭事务，治理国家，并因其自我完善而给天下带来和平。因此，最好的社会管理者是那些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成功地管理自己的人。
动词“选”（在语义上与英语中的“选”有些相似）也见于中国古代经典和成语中。然而，“选”并不意味着“选”，而是相当于“选和推荐”。例如，舜是姚经过与首领商议后推举出来的部落首领。这种机制被称为“善让”（权力交接制度）。因此，中国的“选”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其语义特征分别对应于“选”和“选”。选举是通过投票进行的，而选拔是通过协商进行的。两者都是民主的形式，但并不相同。
由于上述制度，中国人更习惯于和谐协商民主，而不是竞争民主。还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哲学“和而不同”。因此，中国的协商民主不仅与社会现实相契合，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40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紧迫的问题，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维护公平的问题，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与中国发展相关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信条，特别是“天下皆有”、“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思想，都是宝贵的智慧。
作者李君如，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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