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家庭新变化与公共政策应对策略

”

当前，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结构呈现多元化；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生育功能异化；生育观念和生殖行为从“重生”转向“再养育”，养育行为发生变化；婚姻家庭的稳定面临挑战。新时代公共政策必须立足家庭新变化，关注家庭新问题，把家庭诉求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工作部署和部署。部署国家治理，突出家庭视角，完善“一老”政策。 “少一孩”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婚姻家庭文化建设，促进家庭矛盾化解，增强家庭长远发展能力。

当前，中国家庭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长期任务抓好”的指示精神，必须充分重视着力解决家庭新变化，应对家庭新需求，解决家庭新问题，壮大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筑牢家庭这个国家发展重要基石，国家进步，社会和谐。

一、中国家庭千年变迁及其挑战

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限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家庭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

”

1、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结构类型多样化。

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显着重塑了家庭结构。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一个家庭平均只有2.62人。家庭规模大大缩小，“一家三口”已经不存在了。人口再生产功能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仅为1.3，降至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低水平。 “低生育率陷阱”。单人、同居、丁克、空巢、单亲、城市流动、农村留守、重组等非传统家庭呈上升趋势。家庭结构简单化、多元化。居住安排分散，“网状”家庭取代“点状”家庭。家庭成员年龄结构老龄化，老年家庭比例快速增加，养老压力明显加大，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

”

2、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生育功能异化。

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大大削弱了家庭对老人的赡养，疏远了家庭的育儿，简化了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功能。经济支持、日常照料、精神支持等功能大大削弱。养老人员特别是日常护理人员数量极度不足。一些老年家庭，特别是独居、独生子女或失去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残疾的家庭，面临着养老困难。更突出。

生育、抚养、教育子女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等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和住房、医疗一样，已经成为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不敢生孩子，也很难养好孩子。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大大削弱。

”

3、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从“重生”转向“再养育”

“重教养”带来的过度教养、密集教养，降低了生孩子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年轻父母尤其是妈妈们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目前，3岁以下婴幼儿保育服务覆盖率不足5%，而实际需求却超过40%。巨大的供需差距已成为影响女性职业发展或生育二三胎的最大痛点和困难：部分女性可能不得不中断就业或采取灵活就业模式，制约了个人的终身发展。工作场所的女性；另一些女性则不得不放弃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牺牲家庭的长远发展能力。工作和家庭，是人生卓越的两个最重要的领域，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两者难以兼得，严重阻碍了女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

4、“啃老”现象大量存在

传统中国的代际关系是一种接力关系、一种反馈模式。长辈养育子女，子女养育长辈。在少子老龄化时代，家庭关系已从长幼并重、尊老为尊，转变为偏重向下、以子女为先的新模式。代际间资源分配变得不公平，“啃老”现象大量存在。另外，家庭普遍比较注重孩子的智力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和培养有道德的人。

”

5. 不婚率和离婚率上升

平均初婚年龄大幅推迟，北京、天津、上海等特大城市已超过30岁；未婚、离婚率迅速上升，“一女一男”（女性经济社会地位高，男性经济社会地位低）不婚现象普遍。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离婚率（3.36‰）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而结婚率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超过日本和韩国，与上年持平。美国，成为全球离婚率上升最快的国家。最快的国家之一。

家庭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不稳定，揭示了性别观念、婚恋观念、生育观念、伦理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婚姻行为和家庭的凝聚力和凝聚力，动摇家庭作为社会的稳定性。国家富强的基础和动力，可能会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制约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协调发展，也给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稳定带来潜在挑战。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应对家庭发展新需求

中国家庭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亟待通过构建全面、整体、系统的家庭支持体系来应对。新时代公共政策必须立足家庭新变化，关注家庭新问题，把回应家庭诉求作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突出家庭视角，完善“一老一童”政策支持体系，壮大婚姻生育家庭。文化建设，积极化解家庭矛盾，增强家庭长远发展能力。

”

1. 推动将家庭第一视角纳入所有相关公共政策

注重家庭视角在公共政策中的呈现，推动家庭视角在公共政策中的主流化，促进家庭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推动将家庭优先视角纳入以子女教育、教育、工作收入、疾病医疗、养老、住房、养老等为主线的各领域政策框架。弱者。构建儿童保育、养老、就业援助等家庭政策框架。要充分发挥家庭作为补贴计税单位的积极作用，惠及所有家庭，照顾特殊家庭的需要。要关注转型家庭的复杂性、脆弱性和不安全性，加大对失业、未充分就业、无业人员家庭就业创业的信息和政策支持；加大对困难家庭的排查救助力度，关注单亲、孤儿。我们通过财税补贴和公共服务，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缓解家庭不稳定和发展风险，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要建立健全特殊计划生育家庭综合救助保障体系，完善政府主导和“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工作机制，维护特殊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这个群体的。有必要构建家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来检验公共政策的实际有效性。通过不断完善政策，能够有效赋能和增强新时代家庭发展能力，夯实社会和谐和国家发展的内生基础。

”

二、全面强化“一老一小”政策支持

建立家庭服务机制，健全家庭工作机制，协调家庭赡养政策，推动和完善“政府主导、市场拓展、社会补充、家庭服务”的老人和儿童“五位一体”服务体系。立足社区、立足社区”，提供全方位、专业化、普惠性、效益性、可持续、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要进一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加强对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空巢老人、失能失智老人的关爱，努力保障他们有尊严的生活。要从育儿时间、补贴、服务、生育主体劳动就业和营造育儿友好氛围等方面完善产假、育儿假、家庭看护假制度，加大对育儿的经济支持力度，加快构建家庭包容性照护。提供托儿服务体系，营造平安的托儿软环境，构建友善的托儿硬环境（如公共场所托儿设施）。要把整合社区资源、强化“三社联动”，探索公私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把为家庭提供所需服务、加强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鼓励社会资源进入家庭服务领域，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养老、儿童照顾工作。要激发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责任意识，鼓励根据员工情况全面推行国家育儿假、家庭护理假等制度，积极探索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生态。重视家庭发展。国家协调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向企业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激励措施。 “一老一少”问题解决了，家庭优先的视角凸显出来，自然促进育儿主体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

”

三、加强新时代婚姻家庭文明建设

在中国，婚姻仍然是生育的前提，家庭仍然是养老、养育孩子的责任主体。要弘扬敬老、爱老、孝老的优秀文化传统，营造代际、夫妻之间平等、包容、相互理解的新家庭文化，倡导相亲相爱的家庭氛围。 ，友善，互相支持，互相欣赏。 ；践行有尊严地爱孩子、关心体贴地爱孩子的育儿理念，扭转“不够尊老、多爱幼”的家庭文化；强化父亲分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和实践作用，改变女性育儿的专业实践逻辑。要加强良好家庭传统建设，积极引导青少年婚姻观、爱情观、家庭观。发现文明家庭和最美家庭的幸福婚姻案例，用新鲜事例积极宣扬婚姻价值；以婚姻登记机关为治理阵地，增强婚姻登记的“仪式感”，培育尊重、敬畏婚姻的观念和责任。 、提高当事人婚姻管理能力，提升婚姻质量。要探索建立婚姻习俗改革长效机制，以勤俭、节俭、诚信等良好家风的人文精神和礼仪，以规范纯正民风、和谐社会风俗为精神支柱。为公民道德建设、婚俗改革、朴素适度的婚俗文化培育提供力量；好的家规家训与乡规民约、公民公约相结合，融入基层治理，推动其从“深层次”的精神层面走向“易入门”的实际行动；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引领婚姻文明新潮流、新时代新生活。要完善家庭纠纷调解机制，直面婚姻家庭的堵点、难点、痛点，加大对非必要离婚的心理疏导和纠纷调处作为婚姻管理的重要内容，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和干预服务，有选择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增强家庭成员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

作者：杨菊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北京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