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西工人村：见证中国工人阶级骄傲的历史地标

什么是“铁西工人村”？

工人村位于铁西区西南部，东以卫工街为界，南至十二路，西至冲工街，北至南市路，面积0.6平方公里。 1952年刚建时，只有工厂领导、高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有资格居住。 1957年竣工后，普通工人陆续入住。

2002年6月18日成立铁西新区后，2003年启动工人村改造工程，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人村改造工程中保留了“工人村生活馆”，并于2007年开放。

在反映铁西地标变迁的概括性历史长卷中，工人村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开篇：它是全国闻名的工人住宅区，最能代表20世纪50年代和1960年代工人阶级的全部骄傲。工人村按照毛主席“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生活”的指示，于1952年9月兴建，1957年竣工。

1952年9月7日，《沉阳日报》刊登了工人村的平面图。

沉阳工人村是全国著名的工人住宅区。位于铁西区西南部，东以卫工街为界，南以十二路为界，西以冲工街为界，北以南十二路为界，总面积0.6平方公里。

1951年之前，工人村地区还是一片菜地，只有3条运输蔬菜的车道。 1952年9月23日，按照毛主席“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生活”的指示精神，沉阳市人民委员会开始兴建工人村住房，市政府命名为工人村住房。 ' 村庄。

初建时，按照前苏联设计的“三层脊屋顶式住宅”图纸，投资1200万元。最初，只有工厂领导、高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有资格居住。 1957年全部竣工，形成5座苏式建筑群，占地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此后，普通工人陆续入住。

2002年6月18日成立铁西新区后，2003年启动工人村改造工程，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人村改造工程中保留了“工人村生活馆”，并于2007年开放。

对于那些见证了工人村辉煌时期的人来说，那些难忘的生活细节可能已经不再被现代经济生活给予足够的重视。 “高端”、“先进”、“优秀”的红色标签也许已经随着时间而消失，但时代变迁后，老人们脸上不显悲伤的满足，也许代表着那些已经过去的人。远离但值得追求。工人的时代精神。

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人村辉煌的一代人，或许不太了解工人村如今的沉寂。但对于这座曾经激励一代人前行的“东方鲁尔”地标建筑群，人们对工人村的认识和印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冰冷的文字上。我们希望个人和历史的记忆能够沉淀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过去的雄心壮志能够在这片孕育他们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与一排排崭新的建筑相比，今天的工人村除了“历史博物馆”之外，在城市中几乎无法发挥任何作用。曾经的工人村原住民，因为曾经引以为傲的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了。在外人看来，或许他们应该有遗憾和孤独的表情，但事实并非如此。

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工人村给沉阳留下的远非只是影子。也许我们需要做的是还原历史，给历史上的每一个个体以温暖，讲述早已超越文化符号的工人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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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荣耀：“高级”原住民

尹忠福，1932年出生，工人村第一批原住民，原沉阳玻璃仪器厂行政科科长

过去的辉煌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形容

只有记忆是难以解释和替代的。图册和区志中那些灯火通明的工人村或许只是后继者的一个缩影，但在第一批原住民的心中，却代表着坚实的60年。严选的自豪感和爬上楼梯进入大厅的对比，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似乎永无休止的逗号。

腾讯大聊：您是哪一年搬进来的？被选中的条件是什么？

尹忠福：1953年，我23岁。当时只能选拔厂长、工程师、老兵。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而且筛选非常严格。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哥哥是八级工人，所以我们一家七口是第一批定居工人村的。那是50号楼二楼的一个套房，也就是现在的赵公街。

腾讯大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尹忠福：当时第一批入住的人很少，当时也没有车。锅碗瓢盆被马车拉到楼下，挨家挨户地运送。待遇已经很好了。而且地方非常宽敞。与原来的小平房相比，真是“一步登天”，亲戚们都觉得很神奇。

腾讯大聊：当时工人村的生活是怎样的？

尹忠福：那时候确实可以做到“楼上楼下都有灯、有电话”，而且还有自来水、水管、污水。 1953年以后，还提供了煤气和暖气。后来又建立了工人村邮局和大型合作社，方便了工人的生活。毛主席说过，工人领导一切，所以各行各业都尊重工人阶级、热爱工人阶级。

1957年仍称为摩托车有轨电车，从兴顺街、石马路跑到工人村楼下。我们带着孩子去看了第一辆车。当时，车体上铺满了红布，我们按响了车铃庆祝。 ，一路开到这里，我还以为工人村里有摩托车、摩托呢。我花五毛钱买了一张票，高兴地坐来坐去，孩子们则拿起票根玩。

设施齐全的“中国第一村”

电灯、电话、燃气供暖、粮站、大型合作社、邮局、电车、劳动公园等配套设施，夹杂着时代的红色印记，还有生活市场、绿化环境建设等。今天非常先进，所有这些都被工人包围了。村里宽敞的一圈被重重地戳了一下。

腾讯大聊：您当时住在工人村。你心里是不是一直有一种特殊的优越感？

尹忠福：当然，我们的家乡在吉林，亲戚们来到这里都非常羡慕。有一次，一位叔叔来到我家。他想使用浴室。用完后，我拉着绳子冲水。我一拉，他就赶紧拎起裤子跑了出去。我问怎么了，他说怎么还有水？我什至不使用煤气或暖气，所以我认为它非常高端。

腾讯大聊：您能介绍一下大合社是什么样的吗？

尹忠福：一开始有一个粮站，是为了满足工人村的需要。不久之后，大和社成立了。按照现在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吃、穿、住、行应有尽有的超市。当时去别的地方买东西还是很不方便，所以工人村的居民还是很满意的。

腾讯大聊：住在工人村还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吗？

尹忠福：刚开始没有煤气的时候，工厂负责拉煤、劈柴，用卡车送到各家各户。每间房屋还配备齐全，配有木床、长凳和其他家具。每逢节假日，工厂还会举办由工会组织的文艺演出，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聊天。

电灯和有轨电车照亮的黄金时代

作为“全国第一村”，工人村先后受到十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视察，成为展示中国产业进步和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时代名片。小人物的命运和价值观在这荣耀下一点一点改变。一时间，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正在更深入地进入一个新时代。

腾讯大聊：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尹忠福：当时西哈努克和一些朝鲜领导人曾参观过工人村。共有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当时有几户人家专门接待外宾。当时被称为“全国第一村”，显得格外辉煌。欢迎外国政要也需要审查是否符合要求。不能去的人会哭。

腾讯大聊：当时居民之间的关系如何？

尹忠福：关系很好，因为一栋楼80%的人基本上都是同事或者是在工厂上班的人，而且是分配在一起的。逢年过节，大家互相走亲访友，互相拜访，制作色彩鲜艳的衣服，热闹极了。不像今天的邻居，彼此不亲近，关系密切。那时，父亲和哥哥的工资收入都比较高，所以生活非常好。

腾讯大聊：后期工人村的交通等配套设施怎么样？

尹忠福：摩托车被淘汰后，有轨电车发展成了无轨电车，直接连接到市政厅，出行更加方便。材料也更加丰富。大和舍原为一侧，后修成圆形；粮站原本只是一个小房间，后来扩建了，邮局也扩大了。

工人村的劳动公园里，还有老虎等动物，周末可以玩耍。居住环境也比较稳定。人们不会捡起路上丢失的物品，晚上房子也不关门。腌大酱的罐子放在楼外，没人碰。

腾讯大聊：你们是在工人村结婚的吗？

尹忠福：嗯，1954年，也就是我搬进来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当时我去工厂写了介绍信，回来摆了两张桌子，请了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吃饭，一切都搞得很开心。按照当时的习俗，还需要买一个彩底、有金鱼图案的盆。

时代的突变，让很多经历过下岗潮的工人村居民措手不及。似乎还没等他们从天堂中恢复过来，周围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院子里明亮的灯光变成了昏暗的油灯，为生计而奔波成为很多人至今不愿回忆的痛苦记忆。但无论怎样，总有一些坚持值得尊重，总有一些力量支撑前进，总有一些过往永远在我们耳边回响。

经济和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快，时代的变迁也波及到了这座古老的建筑群。在经历了孤独时代的工人村里，原住民所剩无几，但人们在过去的记忆与今天的对比中，依然能找到新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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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孤独：从“天堂”坠落

董文杰，1950年出生，曾任辽宁第二建筑构件厂幼儿园园长。 1980年，他嫁给了一个工人村。

告别夜晚的明亮灯光

时代的突变，让很多经历过下岗潮的工人村居民措手不及。似乎还没等他们从天堂中恢复过来，周围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院子里明亮的灯光变成了昏暗的油灯，为生计而奔波成为很多人至今不愿回忆的痛苦记忆。

腾讯大聊：工人村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

董文杰：我应该来得正是时候。在裁员潮到来之前，也就是1996年左右，我被裁员了，一夜之间感觉无所适从。大院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以前工作无忧无虑，非常富有。离开工厂后，他们一无所有，感到很失落。

当我们下岗的时候，我们公司同意我们每个月给我们120-140元，这是当时的最低补贴。然而，就这么点钱，我们也发不起工资，只能靠自己。

腾讯大聊：整个工人村发生了哪些变化？

董文杰：很快就不会像以前那么亮了。家家户户都开始过着小日子，每天晚上家里都点着小油灯。一些有技能的人开始修理电器，夜市的摊位也多了。工人村被称为“下岗工人一条街”。无事可做的人多了，舞厅里的人也多了，因为几毛钱就能跳舞，花一点钱就能找到一些内心的慰藉。

后来，有机会了，我就搬进了新家，离开了工人村。我的房子几乎90%都租给了农民工。

没落的一代，用力量迎难而上

从相当受人尊敬的公职，到成为农民工、工匠、摆地摊、清洁工……生计与面子的矛盾，不再难以平衡。但无论怎样，总有一些值得尊重的坚持，总有一些力量支撑前进，总有一些过去永远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腾讯大聊：下岗后你如何谋生？

董文杰：我住在59号楼，给别人打工。因为我之前是在幼儿园，后来去了个体幼儿园，但是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们以前很注重膳食的营养配方和户外活动的时长，但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我们主要以盈利为主，经营方式也有很大不同。 ，然后我就不再这样做了。

当时工人村的院子里有个早市，我就拿出缝纫机给大家做手工。当时我不懂行情，所以我就留了一个小本子，里面记下了我折裤腿要多少钱，换拉链要多少钱。那时我只赚了2块钱买一条裤子。

后来城管更严了，我就收起了缝纫机，和几个党员、同事一起去八医院做清洁工。我选择了儿科，我的同事选择了骨科。在选择科室的时候，我特意选择了没有传染病的科室，因为当时没有医疗保险、劳保，担心一旦生病了就无力承担治疗费用。

腾讯大聊：您当时的生活或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董文杰：我第一天去八医院上班的时候，是早班6点30分。当时也是非常规范的。规定了什么时候擦走廊，什么时间擦医生办公室。起初我没有经验。前一天晚上下了雪。我刚擦完，就有人过来，把它弄脏了，我只好跑过去擦一遍。一天下来，我的头就像蒸汽机一样，满头大汗。 。

每天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冷静下来，赶上倒医疗垃圾的时候就开心极了。虽然这份工作不干净，但我只是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后来辞职了，就去烤羊肉串了。起初我无法释怀，但为了生活我还是烤了它。那时候做串还得烧铁。因为你没有经验，所以第一天买的都是瘦肉。烤完后，肉太硬了。后来你改成了小牛肉，每天早上都回惠英买肉。但我还是怕尴尬，因为当时是下班时间，我们出去摆摊，所以我和老婆约定，他的同事来了，我就去应酬，我的同事来了，他就去应酬。去社交吧。然后有一天我们两个同事都来了，我俩都不敢出去。

很难保持自豪，工人村陷入混乱

当支撑生命的骄傲突然被抹去时，工人村突然失去了声音。但庆幸的是，痛苦和挣扎最终都会过去。随着经济和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快，时代的变迁也蔓延到了这座古老的建筑群中。尽管原住民所剩无几，但人们通过对比过去的记忆和今天，仍然可以找到新的乐趣。

腾讯大聊：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您有何感受？

董文杰：当时工人村很多人都搬走了，留下来的人日子过得不好。我最喜欢的地方变成了这样。这是令人困惑和痛苦的，但我们的力量仍然很小，我们无法扭转这一局面。情况。

腾讯大聊：你提到了困惑。人在迷茫的时候会怎么想？

董文杰：《生活馆》里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好。工人村是辉煌的代表，但也是衰落的见证者。可能发生的变化确实证明计划经济不适合中国的发展，但我们不了解国家的原则。当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来衡量时，我们仍然会感到受伤。

不过国家也有很多措施，比如下岗职工低保等。虽然数额不大，但也能对缓解经济压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腾讯大聊网：2000年以后，工人村的衰落基本确定。当时您和其他邻居的生活怎么样？

董文杰：2000年我退休的时候，我老婆也下岗了。原来他是给老板开车的，我就把他介绍到一家幼儿园当司机，一个月能挣800块钱。

但近年来，国家经济发展了，市场繁荣了，生活条件改善了。还有一些惠民措施，比如医院。工人村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辉煌，但依然可以昂首挺胸。现在我有医疗保险和劳保，老婆的养老金每个月3200元，绰绰有余，让人有底气。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工人村昔日的辉煌和如今毫不掩饰的孤独或许只能在史书中提及，甚至有可能在记忆快速更新的时代逐渐被遗忘。但在80后人们依稀记得的青春场景中，日常生活的坎坷背后，体现的或许是铁西区这一文化地标的庄严变迁。

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人村辉煌的一代人，或许不太了解工人村如今的沉寂。但对于这座曾经激励一代人前行的“东方鲁尔”地标建筑群，人们对工人村的认识和印象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冰冷的文字上。我们希望个人和历史的记忆能够沉淀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过去的雄心壮志能够在这片孕育他们的土地上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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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80后的“旁观者”

李阳，1980年出生，销售经理，童年在工人村度过

80后见证“尾巴”辉煌

20世纪80年代，沉阳仍然是大片平房，冬天需要烧煤取暖。住在有暖气、有楼房、有独立空间、邻里和睦的工人村楼房里，连孩子都感觉“优越”。 20世纪80年代早已过去，或许那个时候邻居之间最纯真的亲密关系也随之过去了。

腾讯大聊：您了解工人村的辉煌过去吗？

李阳：我从父母那里听说过工人村的地位，但当我长大后，我几乎没有目睹过它早期的辉煌，因为到我出生的20世纪80年代，工人村已经建立了30年。已经到了大工厂的普通工人也可以搬进去的时代。

腾讯大聊：你还记得哪些童年记忆？

李阳：工人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建筑的建设和邻居之间的相处方式。当时，铁西大部分地区还被工厂占据，包括北一路、北二路等；商业区集中在铁西地区；居民区多集中在西南部，以工人村为代表。

与烟芬、包工街等其他居民区不同，当时只有工人村有楼房，其余都是平房。如果放在今天，那就是棚户区的状态了。上学也是如此。其他地方的学校烧煤取暖，非常脏。当时我们这里有暖气，居住环境感觉非常好。有时住在平房的亲戚过来拜访，感觉也很不一样。另外，当时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邻居们经常一起做饭、洗衣，所以关系也比较熟悉。感觉就像住在一栋楼里，但关系却像四合院一样亲密。

裁员潮来袭，工人村被贴上孤独的标签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铁西区开始出现裁员潮。工人们空手而归，失业了。 “这个时代到底怎么了？”成为了突然闲下来的人们心中最重的疑虑，但他们却始终找不到。回答。在这些质疑中，人们离过去的辉煌越来越远。

腾讯大聊：裁员潮中工人村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阳：当时我大概10岁左右，我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几栋楼里越来越多的家长没有工作。当时，住在我们对面楼的一个中年男子下岗后每天晚上都在外面烤串，白天则在院子里烤串。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院子里经营这样的小生意，越来越多的驴子开始倒骑，取代原本用来上下班的自行车。

那时，下岗工人中，聪明的人都出去工作了。挣了钱之后，离婚率也很高。楼下的一个叔叔就是这样离婚的。因为穷，大家开始关心一些共同的开支。

腾讯大聊：对当时的孩子们有什么影响？

李阳：2000年前后，闲人多了，孩子也长大了。院子里的树下打扑克，玩了六局。我们同学在聊天，我问为什么这么多人打六拳，而我们却打六宫。有同学开玩笑说，打六拳需要六副扑克。因为铁西穷，只能买两副扑克，所以他玩了六张扑克屋。感觉铁西这个时候开始感到孤独，被贴上了这个标签，不像和平和神鹤都。他是一个商人，当时他开的是雷克萨斯和奔驰。

腾讯大聊：你感受到这种孤独感之前和之后有没有明显的反差？

李阳：显然。 1993年左右，阿迪达斯、耐克的运动鞋售价为280元一双。许多孩子出于比较的欲望而想要一对。然而，铁西就读的一个班级，有一半以上的人买不起鞋子。买不起的，是因为父母下岗了，家庭环境发生了变化。如果收入还和以前一样，别人的孩子有，自己的孩子也一定会有。

搬离工人村后，过去的记忆很难找回

2002年6月18日成立铁西新区后，2003年启动工人村改造工程，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其中，保留了“工人村生活博物馆”，于2007年开放。旧的东西也许保存完好，但孤独一代心中的伤口，那些失去的感情和记忆，可能只能慢慢修复。拒绝忘记。

腾讯大聊：工人村什么时候开始搬迁？

李阳：2000年，铁西区棚户区改造搬迁过程中，老工厂搬走了，但工人村一带没有搬，因为人多，改造困难。后来，周围又建起了新的建筑。那时工人村已经建了50多年了，条件肯定不行了。那些有一点钱的人纷纷买了房子搬了出去。

腾讯大聊：你们什么时候搬出工人村的？

李阳：2009年，政府就计划搬迁。如果条件允许，大部分人都搬走了。那些没有搬出去的人必须搬回来。不过，虽然搬迁房屋的条件比以前好，但与周边的一些新建建筑相比，还是差了很多。基本上，它们被认为是便宜的。租房的水平也让一些人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腾讯大聊：现在回到工人村有什么感受？

李阳：那时候大家挣的钱都是一样的，很开心，没有压力。后来差距逐渐开始改变，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这群居民搬回来后，大多都退休了，家庭经济条件也比较一般，所以又聚在一起，大家也就不再那么关心了。重新找回了一些和睦邻里的感觉，真是令人欣慰。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