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璞：43年生命绘制4000幅古典音乐画作，无声音乐世界的传奇-软文云

第3279卷

陈元璞，1977年4月22日出生，是广州市少年宫第一位特殊儿童、第一位特殊人士老师。他年轻时被诊断出患有“智力低下”。 21岁时，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32岁时，他患有脊髓疾病。 “海绵状血管瘤”破裂并压迫神经，导致下半身截瘫。 2020年6月22日去世，享年43岁。（小米过往报道：）

陈元璞在有限的43年生命中，完成了4000多幅欧洲古典音乐画作。他用黑白线条，以惊人的想象力将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瓦格纳、马勒等音乐家的数十首古典音乐作品呈现在画布上。

那些富有哲理、史诗般的曲调化作无数的小点、线、色块，构建了陈远璞宏伟的无声音乐世界。这些人生旅程都被记录在电影《无声的音乐》中。

电影之外，导演项一民与陈元璞从1998年就认识，至今已超过22年。导演和拍摄对象从最初的关系，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无声音乐》先后荣获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评委会特别关注作品”、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奖”等荣誉。

继《无声的音乐》之后，向一民拍摄了纪录片《画布上的起跑线》，讲述了三个特殊孩子的成长故事，并获得了多项奖项。

在导演眼中，智障人士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与他们相处？大米和小米与导演项益民聊天。

文丨雷英

编辑丨谭万能

寻找伊甸园

大米和小米：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和关注智障人士的？

向一民：我对类似深度主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90年代中期，因为我的朋友家里有这样的“捣蛋孩子”，我也知道有这样的人。后来我了解到，在广州市少年宫，以关小雷为代表的老师们对这群孩子的教学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小米之前的报道：）

也正是从陈元璞开始，广州市少年宫开设了全国首个“特殊儿童实验艺术班”，并开始每年为这群孩子提供2000个免费名额。这背后的故事和历程是不可复制的。

由于像阿普以及后来的卓君、一哲等一些特殊儿童的成就，我也有机会创作关注社会变迁和发展、记录小人物命运的现实纪实作品。

陈元璞与关晓蕾老师

大米和小米：为什么选择拍摄一部关于智障人士的纪录片？

项益民：我认为人在社会中生存，不应该根据身体状况进行主观的筛选和分类。

二十五年前，当南都记者向我提供《无声的音乐》的报道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看一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男孩，他在学校经常不及格。但他可以将欧美交响乐大师创作的交响乐作品画成画，他的房子就像一个动物园，到处长着植物，到处飞翔，鸭子到处嘎嘎叫，乌龟满地爬。房间里充满了贝多芬、穆索尔斯基等大师的激情，热闹极了！”

这句话让我很高兴。

陈元璞《柴可夫斯基战争场面三》

我想我并不是选择了类型化的纪实题材，而是被一种深深烙印在历史中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所吸引。他们有时可能会遭受痛苦（遭受疾病、精神纠葛和烦恼、生存压力），但他们真实有趣，灵魂闪闪发光。他们常常生活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反复流浪，却能借着星光走遍天下。

作为一名纪录片制片人，我经常更喜欢称自己为“社会调查员”。在社会上，人们常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用一套生存技能来伪装自己，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记录器中察觉到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的初衷。

在《画布上的起跑线》中，我采访了一位海外归来的老师。她称赞自己是“明星的贴心姐姐”。她说：“我越来越离不开这群有趣、可爱、真实的孩子了。他们眼里看到的光芒让我感觉世界特别美丽、纯净，我觉得我需要这样一个充满生机的氛围。”一旦我被这种工作和生活氛围感染和笼罩，我就再也不想逃避了！”

这位海归老师所说的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座自建的伊甸园，但是伊甸园在哪里？

《无声音乐》海报

大咪和小咪：拍摄前后，对智障人士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有什么感悟？

向一民：从1998年认识阿璞，到2020年阿璞在个人工作室西行，22年来，阿璞从叫我“向记者”到最后叫我“向记者”他生命中的八年。 “大哥”，我叫他“小哥”，这足以说明我已经从一个专业导演变成了一个“邻家大哥”。

“偏才”阿璞，早已成为我在这世间的心灵静修中最不设防的同伴。

向一民与阿璞、关小蕾合影

我也是一位从小热爱油画的画家，也是西方古典交响乐的忠实粉丝。亲自体验过卡拉扬和小泽征尔的音乐会，这让阿普非常羡慕。与阿普的共同点在于精神境界。我们可以讨论世界各地的话题。

当我面对未解的现实时，只要与阿普沟通，我就会体会到另一片天空的广阔。

阿普的医生说，世上所有的病加起来，还不如他一生所能忍受的。肉身死亡后，他在保温箱里度过了三个月。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多彩的世界。 10年来，他完全依靠助行器行走；没有音乐或绘画，他就无法呼吸或生存。

我问阿普的父母：他有抱怨过别人吗？阿普的父母说：“我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蒲妈妈说：“阿妈让你变成这样，狼狈不堪……”蒲妈妈幸福地笑了：“感谢我的父母的杰出贡献，给了我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我还问阿普的老师和邻居：“你们见过阿普哭吗？”大家的回答都是从来没有。

如果你有幸和一个在任何人面前都只咧着嘴笑的人一起走，你和他成为彼此的影子，你就会明白这二十年来我受益匪浅！感谢这部纪录片，它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次体验和近距离观察。

阿璞临终前与向一民的互动记录

阿璞去世后，我感觉自己的灵魂长期无处安息，我与阿璞的母亲交往频繁。有什么样的儿子，背后就有什么样的母亲。

Puma是我见过的最冷静、最冷静、最冷静的妈妈。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风格，我把它比喻为“普式表达”。对于儿子对儿子的理解，以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她总是有独到的见解。她像阿璞一样，从不挑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曲直，恰当地摆好自己的位置，留下痕迹。一定的余地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生存技能，也让我受益匪浅。

给自己60分

大米和小米：主角陈元璞在拍摄《无声之乐》时去世。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的？对于拍摄和呈现，您有什么想法和想法吗？

向一民：2020年，阿璞去世一个多月后，北京疫情得到控制，《无声的音乐》于8月3日左右在广州正式开拍。

当时仓促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培养阿普的老师关小雷90岁的父亲突然去世。我是在和关老师通电话时得知这个时间点的，而关老师告别学生阿璞才一个月前。这两个葬礼是我创作中想要关注的起点。

经过我的再三劝说，关老师接受了我的请求，允许我带着摄制组去广州殡仪馆拍摄，终于拍下了她告别父亲、抒发感情的感人一幕。

拍摄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耗时14天左右，每个阶段相隔半个月。我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固定采访相关人士。

《音乐无声》采访了约30位见证阿璞成长经历的人士，其中多次有针对性地采访了阿璞的父母、对阿璞印象深刻的老师，以及他的童年、邻居、评论家、音乐节目主持人、负责人等。公益组织、策展人、纪录片导演、画院院长、乐团领队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勾勒出阿普一生的轮廓。

在影片的旁白和剪辑中，我吸收了一些具有音乐天赋的导演的作品，比如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王”的崔健。在他执导的故事片《蓝色骨头》中，他处处展露才华。音乐家以图像和节奏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很多段落的处理中，我首先用了背景音乐作为铺垫。现场拍摄时，要求画面流畅、细腻、流畅。

为了防止遗漏纪录片中经常被忽略的人物细节，我在执导和进行采访时，用主持人的视角，确保每个场景不丢失任何想要的内容，尽量不留下任何遗憾。

其中，我在创作中借助电影表现手法做了三个尝试：

1、一只乌龟在广州城里爬行，时隐时现，隐喻画家阿璞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足迹；

2、利用城市中出现的各种建筑物体的空间，再现我二十多年前拍摄的画家阿璞的形象，表达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生存联系和时空密码。一座城市；

从阿普家鸟瞰一座城市的众生

3、对主要人物的固定采访，我选择在少年宫提供的400多平方米的接待大厅里完成。我在这里用了三个层次的空间来进行导演的解释：

一楼空间：巨大的背景墙通过投影仪连续播放着我25年前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执导的电视纪录片版《寂静的音乐》。呈现时间差异；

二层空间：通过在超大画架上不断变换阿璞创作的欧洲古典交响乐为主题的画作，充分营造出只有阿璞才能提供的艺术独特氛围；

第三层空间：打破教科书上常规的访谈作文形式，包括光影的运用，让受访者总能在模糊的旧影像中寻找一种生命对另一种消失生命的感悟。

《无声音乐》拍摄地

虽然影片上映后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还是要夹着尾巴说，我只给自己打六十分。创作上还有很多不足，我还想积极争取进步的空间。

2023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光影编年史》中国纪录片学院颁奖典礼上，《音乐无声》荣获“最佳创新纪录片奖”

大米和小米：你们后来拍了《画布上的起跑线》。为什么选择乐童、一哲和卓君作为故事的主角？谁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向一民：2016年初去少年宫的时候，我认识了卓军和一哲，后来在关小雷老师的推荐下认识了乐童一家。

卓君是一个热情聪明的自闭症女孩。她脑子里不停地画着小狗，每只小狗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迄今为止，她已创作了600多幅油画。她喜欢帅哥的行为，这让整天围在她身边的妈妈很担心。

卓君写的狗

一哲的天赋是广州市少年宫培养的明星孩子中最出色的。他会作曲、弹钢琴、调钢琴、弹吉他；他将自己独创的“快进人”和最爱吃的食物融入到了西画大师的经典作品中，充满了乐趣。

一哲创作的《快进人》作品《恐怖事件》

乐童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年仅14岁就不幸患上骨癌。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是为了探索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如何度过突如其来的变故。

乐童年纪轻轻，遇到人生大事却出奇的冷静。乐童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同时也是园丁，他们在画布上描绘着生命的色彩。我想探讨一下，在这场家庭创伤中，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如何止血，又会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这与另外两个自闭症孩子在创作素材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在画布上填充不同的色调，并勾勒出人物之间的心理差异。

在乐童的故事中，父亲的视角选择不同于卓君一家和一哲一家，母亲背负着生活的重担。这是现实，也是事实。

乐童、卓君、一哲三个孩子，都有各自的人生轨迹，却又像棱镜，折射出不同的侧面。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很想生活在他们的世界里，焕发青春，无忧无虑，但也许这只是一个白日梦。

记录本身可以证实历史

大米和小米：你觉得你和你拍摄的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您认为社会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哪些关心和支持？

向一民：很多纪录片导演在完成拍摄工作后，都会删除与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以告别过去。一些导演和导演甚至与采访对象反目成仇，甚至发起名誉权诉讼。作为社会工作者，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因为工作暂时结束而放弃对他们的关注。

事实上，有很多社会主题值得拉开时间距离后反复观察，看看社会变迁对人们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更像是我的臣民生活中的知己。他们说我会认真倾听，并在必要时伸出援助之手。

社会可以为精神障碍人士提供很多关怀和支持。我觉得我们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社会的进步更多地依赖于每个个体产生的向心力。按惯例来说，一些抓不住手的大字，不利于社会进步。

我是一个不处于影视创作状态的怪人，就像没有正常呼吸一样，我快乐地坚持着自己的初心。记录的力量或许不会改变社会现实，但记录本身却可以在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印证历史并永远存档。

记得纪录片《沉默的音乐》获得诸多荣誉，彪马并没有感到高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告诉我她最喜欢“2023中国影像征集计划永远征集作品”这个奖项。

考虑到这一点，只有有意愿才能前进。

项益民与父母手持第36届中国金鸡奖提名奖奖杯和证书、国家影像征集工程征集证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