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有点大。我用一个学期(30多个小时)选修了人大选修课《古代艺术思维论》,感觉还是太紧了,所以今天如果我想用一个小时来讲这个问题,我就尝试一下。不可能详细说明。我想选一个点来谈,就是艺术思维中的无意识或者无意识现象。
中国古代文论中,对无意识问题讨论得很多。文学评论家谈论这个问题时,大多谈论自己的个人经历。今天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通过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过去,很多人不敢谈论无意识的问题,因为提到“无意识”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但我想,无意识不仅是古人谈论的,很多西方作家和艺术家也谈论。他们没有撒谎,他们在谈论自己的经历。今天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文学艺术创作分为三个环节:生成、建构和传播。这样划分只是为了方便。事实上,这三个部分很难区分清楚,而且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往往相互渗透。
这三个链接是什么意思?生成是指创作冲动和欲望的生成;构图是指意境;沟通是指通过物质媒介(如文字、色彩、线条等)传达成功的建筑形象。生成、构建、传播三个环节是相互渗透的。例如,在生成阶段,图像构建已基本完成;在建设中,也开始考虑通讯问题。所以,这三个环节并不是相互分开的,所以我们不说它们是三个阶段,而是说它们是三个环节,因为它们在时间上不能完全划分。
由于时间有限,今天我不能在板书上写太多的内容,所以我尽量少引用大段的原文。这会不太准确。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我们先来说说发生的事情。说到创作冲动,就不能不说到灵感。科学思维要激发,艺术思维也要激发。灵感这个词是引进来的。中国古代称“行”或“行会”。古人所说的“性”、“性会”、“感性”,就是灵感。我们这里用“星会”。 “星会”是自发的、偶然的、突然的,所以“星会”是无意识的。古代文论中最早描述“行会”的人是陆机。他在《文赋》中将“星会”形容为“来时不可阻挡,去时不可阻挡”,很好地描述了“星会”的无意识。唐代观济和尚有诗二句:“一直找不到,有时自来”。有人说这是关于猫的。确实,一些宠物主人如果长时间见不到自己的猫,可能会变得焦虑,猫会自己回来而不去找它们。但这里的管吉不是念猫,而是念“星会”。诗人的创作有时是被动的。有一首诗说:“我不是在寻找诗,而是诗来找我。”这句话不能算是自吹自擂,而是真实的体验。
那么“星会”的秘密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心灵感应说起。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身心的联系,采用了归纳论的创作方法,这与西方的反思论不同。心与物的相互作用,就是心与物之间的相互感受。心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情感,情感是文艺创作的内在要求。因此,“行会”与文学艺术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心灵与事物的相互作用产生情感,情感促进创作。 “名色感知”的“物”包括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其范围非常广泛。古代文人墨客十分重视自然风光。为什么?因为人类的情感主要来源于社会生活,我想这个观点应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然而,自然风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起着激发和强化情感的作用。一个人心情非常郁闷。这种抑郁来自于社会生活,比如工作评估失败或者考试失败。一旦遇到自然风景,这种感觉就会受到刺激和加强。于是,快乐就更快乐,悲伤就更悲伤。另一方面,自然风景是情感形式化、客观化的载体。它使情感成为可以观察但不包含在诗歌中的东西。与今天的流行歌曲不同,古诗词不会直接说“我爱你”。是的,情感一定是与审美对象相关的。因此,身心的共情就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契机和源泉。
对事物的感受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人为的。苏洵有一句著名的“风水相遇论”。据说,风水相撞,线条自然形成。风水不期而遇,谁也没有提前约好谁。因此,这不是一个可以做却又无法避免的纹身。苏洵把这个理论告诉了儿子们,把他们吓得不敢写文章,因为这个理论说应该自然而然地写,没有人为因素。
心与物的互动是无意识的,与风水的相遇也是无意识的。一旦“兴趣”到来,就要迅速抓住。俗话说:“得了赋诗的机会,就奔赴它,一旦失势,就很难忘记”。文学史上有这样一句话:有一次,诗人潘大龄灵机一动,写诗。他刚写完“满城风雨重阳”这句,恰巧推租人来了,就被打断了。推租人走后,他就不能再写了。这意味着“星辉”一来就必须赶紧抓住,否则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句话叫“兔子升,隼落”,意思是兔子一从草丛中跳起来,猎鹰就会从空中俯冲下来,抓住兔子。抓“星辉”也是如此,一定要及时、迅速。金圣叹道:“这篇文章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此时此刻被灵眼看到,此时灵手抓住了。”这告诉我们,“兴奋”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一定要及时抓住,不要错过机会。因此,古人提倡“趁热闹”,就是开会不来不要急着写,开会了就开始写。
苏轼在文章中写道,宋代画家孙志伟在接受绘制壁画的任务后,思考了近一年,但没有开始动笔。有一天,他突然从外面急匆匆地跑回来,说道:“马上给我拿笔墨来。”只见他是“风社”,不一会儿,画就完成了。这个故事除了“趁热闹”之外,还包括“站在热闹”,也就是等待“热闹”的意思。孙志伟一方面“乘盛”,另一方面又“退缩”。 “等待”需要我们有信心,等待兴奋的到来。清代戏剧家李渔所说的“养机”,其实就是“站住”,就是相信命运一定会等待,也就是说有一天会“撞上天命”。
还有一种说法叫“护行”,比“立行”更积极。积极为“立兴”创造条件。如何“滋养幸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安息,就是向内求;二是动养,即向外求。闭关是指在安静的环境中排除一切杂念,使心境达到清明、清明的状态,艺术思维才会变得活跃。所谓畜牧,就是跑出去接触外界的事物,寻找引起兴趣的机会。据说,裴敏曾请吴道子作画。吴道子并没有急着开始画画。他首先让裴敏给他表演剑舞。裴文的剑法非常好,尤其是最后一招,更是一招绝招:将剑抛到数十丈高处,然后笔直落下,插入剑鞘。吴道子看了裴文的剑舞后,灵感来了,不一会儿就画完了。为什么?因为裴文的剑舞表现出一种凶猛和阳刚之气,感染了吴道子,引起了他的兴趣和灵感。
古人讲“乘富”、“养富”、“坐富”等,却没有人讲“创富”。因为兴趣无法人为地追求,也无法创造,最多只能“养”。所以兴奋是不自觉的。事实上,行会还包括建设和交流。比如上文提到的吴道子、孙志伟的读画,就体现了行会、建构、交流融为一体的过程。事情一发生,他们的动作就停止了。它是三个环节的连接。这里我们把星会放在发生的环节,是因为它与发生的关系更为密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建构和传播无关。
我们来谈谈营地结构。古人对作品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反对观念,没有在自己的创造中构想。一些作家、艺术家非常重视构思;也有主张“有意无意”的折中观点。关于阵营结构最好谈的是《文心与雕龙·神思篇》。刘勰将《参思篇》置于其创作论第一章,可见他对阵营结构的重视。刘勰提出“神物游”,主要讲诗,尤其是抒情诗。抒情诗的结构主要是意象结构,要求主体的“神”和客体的“物”融合。 “你”字表明,这种融合是自由的、流动的、动态的,而不是固执的、坚实的。物化的融合。
精神思维和形象思维不是一回事,因为文艺创作的立意不仅要化虚为实,化情感为形体,使主体的感受成为可观察的对象,而且还要化现实为虚拟,使风景化作情感。因此,精神思维和形象思维不能划等号。形象思维只有一方面,而精神思维有两个方面。精神思维有点像黑格尔所说的“将灵魂的事物形象化,将形象的事物灵性化”。
到了宋代,“景”范畴得到发展,取代了原来的“神”、“心”。宋代形势论十分发达。营会的主要内容是场景融合。对于情景交融,请参考钱钟书的《谈艺术》,其中将情景交融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想象,在西方称为移情,即以情感和主体情感来看待事物。对外,“登高山,情满山;看海,情满海”。王国维说:“和我一起观察事物,使事物像我一样。”第二是同理心。共情与想象的区别在于,它认为外物有自己的情感,外物与我产生共鸣,外物本来就有喜怒哀乐。所以同理心既不是拟人化,也不是同理心。这是一种物我平等的观点。在钱钟书看来,这种状态就是“情已定,关系未失”。这意味着人和事在情感上是有联系的,但两者并不统一。物仍是物,我仍是我,外在物仍是审美观察的对象。三是无我无物,即王国维所说的“无我观”。 “以物看物,物不知道哪些是我,哪些是物。”这是心灵与物质的深层融合,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用庄子的话说,就是“物化”、“坐忘”。 《庄子》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寓言,那就是“庄周梦蝶”。庄周醒来后,不知道是自己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这是一种物我一体的状态。
“化”是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这种现象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也存在。有一位画家,以画滚马而闻名。有一次,他的妻子从墙里偷看他画滚马,结果发现他在地上打滚。还有一个例子,说曾梵志画草虫,不知所云。它们是草和虫子,草和虫子就是我的境界。也有画家画竹“其体如竹化”。金圣叹推测,施耐庵在写武松打虎的时候,一定是以老虎的身份躺在地上,经历着老虎的状况。
在构建过程中,如果进入了无我无物的境界,就接近了庄子的“物化”。庄子的“忘”哲学是非常透彻的。他说:“忘记脚,就走得好;忘记腰,就穿得好;忘记适事,就没有忘记。”这种“遗忘”的法则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在创作中也经常被引用。例如,宋代画家董愚说“画者须忘画”;苏轼说:“口要练忘声才能说话,手要练忘笔才能写字。”这意味着书法家必须忘记自己的笔。书画必须忘心、忘手,文学艺术创作亦是如此。物化、坐忘都是无意识状态。
物化和无私会导致主体的毁灭吗?我想用两位大师的话来代替我自己的答案。朱光潜在《文学心理学》中说“无我、物我同一,是主体大解脱”,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断我执”。脱离执着就是大解脱,自由的境界。高尔基说:“无私并不是无私,越忘记自己,就越拥有自己。”无私是主体与客体的超越,是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越。无私与其说是主体的消灭,不如说是主体的超越和升华。
最后,我们来谈谈沟通。有人认为经过生成和构建两个阶段后的沟通很简单,但实际上沟通也不简单。在这个交流的环节中,创造性的艺术思维不断延续。这就是艺术思维的随意性。 “意在笔先”,意思是要先明确意思,然后才能传达意思。这看似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事实上,先进的文艺创作并非如此,而是“意出于笔”。明代诗论家(最早的七位诗人之一)谢震区分了两种意义,即词前意义和词后意义。言语前的意义是在措辞和句子传达之前想出来的,言语背后的意义是在交际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谢震尤其珍惜这种内涵,认为更加珍贵。辞职后的意义是非常珍贵的创造。
最能表达“作文之意”的人是郑板桥。他在《题画》中说:“心中之竹非眼中之竹,手中之竹非心中之竹。一放下笔,形象就变了。如何?”我可以一个人画吗?“眼中的竹,是指艺术家所感知到的竹子的样子;心中之竹,是指主客融合后,艺术家心中的竹子形象;手中的竹是指艺术家利用物质媒介,将心中的形象外化于纸上。产品。因此,沟通并不是简单的沟通,也不是克罗齐所说的沟通或翻译。沟通既超越客观现象,也超越主体的期望。这是在不认识上帝的情况下的天才之举。原本没有想到的东西,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就是无意识。郑板桥说“思想高于事物”、“文学高于思想”,因为“一开始写,事情就变了”,很多你没有想过或没有想到的东西,会在后续的不知不觉中浮现出来。创作。这是无意识的功能。西方直觉主义哲学家柏格森说“画家不可能预见自己的画作”。这是因为沟通是任意的。
最后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艺术思维是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受到启发、无意识的;建造过程中,深层次的场景交融是无意识的;在沟通的过程中,神奇的笔触随机出现。这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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