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迈出积极一步

人们对待气候的基本态度，实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的气候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待气候的基本态度导致。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可能的后果，最早由科学家发现，并逐渐形成广泛的科学共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定水平，以防止人类对气候系统危险的干预”。关于什么是“人类对气候系统危险的干预”，也即“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应稳定在什么水平，或“全球气候能够变化到什么程度”，首先应由科学来决定，而不是由偏狭的经济学成本和收益来决定。原因很简单，对人类所谓经济最优的排放程度，对气候系统的稳定而言却并不一定是最优，而气候系统的稳定又是人类的根本利益所在。

关于处理全球气候危机的决策，一直以来却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考虑在主导，由此带来很大的问题。考虑经济因素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现有的经济学水平和人的有限理性，不足以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后果，也不足以处理全球气候变化这么复杂的系统性危机。比如，主流经济学基于所谓成本和收益得出的“最优温控”目标，就远高于科学家得出的温控目标。如果只是按人类短视和偏狭的经济标准的“最优”来排放，一定会触发气候系统的安全阈值，气候灾难终将导致“经济利益”不保。目前关于气候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这种主导思维，本质上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不可避免地引发气候危机。人的有限理性无法事后解决如此复杂而系统性的危机，避免灾难发生才是更高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传统工业文明必须走向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因。

我们必须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哲学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气候与经济的关系，将人类经济活动纳入气候安全的框架内，走“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路。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如何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这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不可持续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本质区别。与之相对应的，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难以为全球碳中和提供理论支持。工业革命后建立的标准新古典经济学，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建立并为其服务的。由于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环境与发展之间存在两难冲突。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气候领域的一个应用，也是在环境与发展之间两难冲突的基本分析框架和思路下进行。其典型分析思路是将气候问题当作一个外部性问题，主要是在减少气候危害的成本和收益之间寻求所谓最优平衡。在这个所谓最优点上，如果“进一步减排”，就被视为对最优的偏离，减排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

现有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大都是将《巴黎协定》的1.5摄氏度和2摄氏度温升目标视为经济发展的负担，然后分析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如何以及是否负担得起之类。先不论前面提到的关于经济学与气候科学的关系这种根本性问题，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上，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也存在很多值得商榷之处。我们团队在做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揭示传统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局限，以及这种局限如何大大低估减排好处、高估减排成本，从而导致其无法为全球碳中和目标提供理论支持。

标准气候变化经济学将减排的好处定义为因减排而避免的气候损失。这种标准新古典边际分析的定义，在理论上就排除了减排有可能驱动经济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也就难以预见减排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机遇。比如，从燃油车的传统结构跃升到电动车的新结构，会带来“换道超车”的新机遇。这样，减排的好处就被大大低估，因为无论如何减排，其好处也只是气候损失的减少。由于减排的好处由全球共享，而减排的成本由本地负担，气候变化谈判也就成为一个各国减排负担分担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如何创造并分享绿色转型机遇的合作共赢。气候谈判如果重点是讨论各国负担分担，当然就会困难重重。如果是讨论各国如何合作创造并共享绿色机遇，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目前，全球140多个国家承诺了碳中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排放、人口均占全球80%以上。尤其是，这其中70%左右为发展中国家。这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先排放、后治理”发展模式的颠覆性改变，意味着后发国家可以通过绿色低碳方式实现经济起飞。这背后的推手，是以中国新能源发展为主要代表带来的新能源成本戏剧性下降，其成本已可以同传统化石能源竞争。这些国家的决策者，远比身处象牙塔的经济学家更了解气候变化的危害和应对措施的可行性，其决策的目标及面对的约束条件也更加符合现实。但是，新能源的广泛应用，却遇到重重困难。比如，贸易保护主义和传统化石能源体系，阻碍着新能源技术的全球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