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盘龙城与长江文明暨盘龙城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隆重召开。盘龙城遗址于1954年在一次防汛筑堤工程中意外地被发现。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等机构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确认了盘龙城城垣的修筑年代属于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盘龙城遗址被誉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发源地,是商朝南土的中心城邑、武汉城市之根,被选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1988年,盘龙城遗址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又被纳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大遗址保护项目。2013年,盘龙城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并于2017年被认定为第三批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大遗址”是我国特有的遗址概念,它基于我国文化遗产的规模特征和遗址保护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特指那些空间规模宏大、历史价值显著的遗址。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提出大遗址的概念。自“十一五”规划起,经过三个五年规划的努力,我国已确定了145处大遗址。由于文物的特殊属性,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主要侧重于保护,利用方面则相对不足。然而,活化利用大遗址不仅对延续历史文脉、保护中华文明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改善民生、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应立足于顶层设计,探索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模式。202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明确指出新时代下大遗址的保护与活化利用需要同步推进和创新。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将大遗址保护和活化利用与地方文化形象、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途径,进一步完善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的平衡机制,积极构建大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地方模式。
其次,整合遗址资源,丰富行业形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国家层面推动大遗址保护管理和活化利用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80家立项单位,遍布全国27个省(市、区)。同时,应利用大遗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文旅融合项目,积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遗址旅游景区。此外,应以展示大遗址内在为核心,创新植入多种体验方式,打造年轻友好型的高品质发展空间,快速推动大遗址融入当代生活,进一步丰富大遗址的行业形态。例如,湖北武汉的盘龙城遗址以“L&P&A_生活@公园@考古”为主题,主动创新,策划了更多适合新时代公园“朋友圈”的专题活动。
第三,创新利用手段,提升公众体验。结合文物数字化、研学活动、博物馆文创等形式,为观众营造沉浸式的历史体验,塑造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新形态。在科技手段方面,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打破传统静态展陈模式,对大遗址进行全景式、动态化的创新性展示。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遗址的活化利用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文化创新的探索与实践。通过有效地活化利用大遗址,我们能够让更多人共享文化遗产,在文物保护利用中获得益处。